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 杨冬权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3-27 星期二
最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我从1982年参加档案工作，到2017年，整整35年。此间我写过一些学术文章或工作讲话、学术演讲，其中有关于档案史和档案内容研究的，有关于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但从未结集出版过。2017年初夏，中国文史出版社约我为他们编辑出版的《政协委员文库》写一本与本人专业有关的书，我借机分别节选其中的精要，辑为一书，取其中的一句话，题名为“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2018年春节前，我拿到了样书。重读之后，有一些感想。
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是档案工作的根本宗旨、最终目的和检验标准，是我从事档案工作30多年的真切体会和至深感悟，也是我历来在档案工作中始终坚持和一贯强调，并身体力行的主旨。它是我作为档案工作者一生的最大愿望。书中辑录的文章，基本都贯穿着这根红线，围绕着这个主题，体现着这个主旨。今天，当本书已经面对读者时，我也把这个主旨作为我最新的赠言和礼物，送给全国的档案工作者和所有关心档案的人。我想用这个主旨，继续唤醒更多的人关心档案，利用档案，重视档案的开发，盘活档案资源，搞活档案工作，用档案中的智慧之光照亮人类、照亮社会，让档案在现实中发光闪亮，让档案工作在社会上放射光芒。
档案是人们过去活动的记录。让档案活起来，就是把死的档案激活，把过去的凭证复活，把档案资源盘活，把档案工作搞活，从而让档案鲜活起来，让档案工作活跃起来，让它们活现于世、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为今天，为现实中的人和事，为人们的各方面活动服务。
档案是前人智慧的结晶。让档案亮起来，就是通过对档案的开发利用，重新发掘档案，重新发现档案，重新让档案发光、发亮，掸去蒙在档案上的灰尘，拨亮前人的智慧之灯，擦亮历史的鉴戒之镜，让档案中的智慧光明，照亮今人的心，照亮世人前行的道路，照亮人类未来的方向。
档案是社会记忆的集合。让档案火起来，就是把逝去的记忆与当下的热点、焦点、关注点结合起来，把昨天档案里的故事，用今天最流行的传播手段、当下最时尚的媒体形式、目前最火爆的宣传平台，重新讲述、重新诠注、重新阐释，用档案连接和打通昨天和今天，用昨天的记忆来引起今人的共鸣，让档案随着档案里的故事而火红媒体、火热大众、火爆社会、火遍全球，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成为媒体上的新角、主角，成为社会的新宠。
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事关每位档案工作者。它是每位档案工作者的重要职责，需要档案工作者一代接一代地去践行。档案是凭证、是依据，有故事、有智慧，能助人、能鉴人。但是，它通常不会自动如此，而往往需要档案工作者去寻隐、去淘金，去发现、去点化，去激活、去点燃。如果说，档案是一根金针，那么，这根金针只有经过档案工作者这些绣娘之手，才能度与他人，起到济人、慧人的作用。档案，原本是一堆纸、一堆胶片、一堆磁带或一堆硬盘，只有档案工作者把它们整理、编目、著录甚至数字化、放到网上了，才好检索，才好寻找，才能让人利用。如果档案工作者把它们用各种形式开发出来，把其中的记忆激活，把其中的慧点挑明，把其中的故事讲好，把其中的规律揭示，则可让档案被更多人利用，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档案工作者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为了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类起到更多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看来，书中的一些观点或提法，对档案工作仍然没有过时，对促进档案工作者进一步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仍然具有认识价值、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一些愿望或想法，尚未全面实现，仍需后来者继续努力。比如：
关于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必先提高档案界的社会意识的观点。
关于“大编研”的提法和档案工作者应该树立“大编研”的观念，从“小编研”向“大编研”转变的观点。
关于建立家庭档案是档案进入千家万户的很好切入点，是档案工作走向基层的重要形式；它有利于家庭、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档案工作；它是中国档案工作者的一项创举，是中国对国际档案界的一项新贡献。
关于档案法规要体现以人为本思想，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全面收集和利用，突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
关于要在档案工作中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即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转变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观念和认识，像重视机关团体利用那样重视人民群众利用，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的观点。
关于统筹城乡档案工作协调发展，建立覆盖新农村建设各个方面和全体农民的农村档案工作体系的观点。
关于档案报刊应常变常新的观点。
关于在目前应对电子文件进行异质备份，以有效解决其保真、保密、保存、保读取等难题的观点。
关于档案馆工作要以丰富馆藏、提高档案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搞好馆舍建设、馆藏建设、信息化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安全建设，把各级国家档案馆建成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件中心“五位一体”的公共档案馆的观点。
关于建立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确保档案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档案安全事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安全问题无所不在、安全问题人人有责；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生命线和底线，安全永远第一的观点。
关于在档案工作中树立“大档案”“大服务”“大安全”的观念，实施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安全第一“三大战略”的观点。
关于机关档案是机关所有人员、财产、物资、事务的原始记录，不仅是机关内部管理和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也是机关实行公共服务的基础；机关档案工作是机关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不可缺少的一环；搞好机关档案工作，首先得益的是本机关，然后才是全社会，要把档案工作放在机关工作更重要的位置上予以加强的观点。
关于要将档案宣传纳入全国宣传工作之中，努力形成“档案大宣传”的格局，使档案宣传成为全国宣传工作的知名品牌；档案宣传要善于从档案里找故事，把枯燥的档案变成有趣的故事，善于用现实的眼光寻找历史的档案，把档案变成现实的延伸、现实的背景、现实的参照，加强档案同现实的联系，使档案具有鲜活力，让人具有新鲜感，从而提高档案宣传吸引力的观点。
关于建设档案强国的观点。
关于民生档案是党和政府各部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形成的真实记录，是维护人民群众各项权益的原始凭证；做好民生档案工作，是档案工作服务大局的新方向、新任务，是发挥档案“存凭、留史、资政、育人”重大作用，履行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基本职能，完成档案工作者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神圣职责的重要方面；做好民生档案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记录民生、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总体原则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展到哪里，民生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在文化建设中，一要把档案转化为文化产品，既要把档案转化为大众或流行形式的文化产品，让它“传得开”，又要努力把档案产品打造成文化精品，让它“立得住”“留得下”；二要为文化建设提供档案，包括为小说、电影、电视片、戏剧等的创作和史志、论著等的编写，以及为古城重建、古迹遗址恢复、文化设施建设、大型文化活动开展等提供档案；三要为文化建立档案，帮助文化建设者在各项文化建设中建立档案，主动记录即将消失的各种文化现象，为“濒危文化”建立档案；四要建立档案文化，建设档案系统的行业文化的观点。
关于数字档案馆（室）是数字时代或大数据时代档案馆（室）的发展方向，是现代的新型档案馆（室），是对传统档案馆（室）的升级，是“第二代”或“升级版”的档案馆（室）；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必须“内容为王”，着重数字内容的积累，因此要按照“存量数字化”的要求，大力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并按照“增量电子化”的要求，全面开展电子文件的归档、接收工作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要通过各种形式为社会奉献更多的档案产品，让档案从库房“走出来”，让它“活起来”“亮起来”；档案工作者要积极承担起为国家守历史、为人类存记忆的神圣使命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必须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档案工作大精彩、形成档案事业大格局；具备创新精神或创新思维，比具有相关知识或技术更重要；有了创新精神，就能在工作中随时冒出创新的思想火花、作出创新性的决策或举措，从而有所改进和提高；创新人人皆可为之，只要你试图改变点什么，就能使你的工作有所改变——或者是内涵式的提高，或者是外延式的扩展的观点。
关于做好档案工作中的“加减乘除法”，写好档案工作之“本”的观点。
关于档案学会要端正学风、端正会风的观点。
关于以2014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发布为标志，我国档案工作正处于一个以服务大局和服务民生为中心、以“三个体系”建设为重点、事业发展得到有力保障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与以往有很多不同、当前已不可逆转、今后还将较稳定地持续一个时期的观点。
关于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一是“利用旧档案”，二是“形成新档案”；它们的服务对象，实际上主要也是档案利用人群，档案部门应该研究他们利用档案的内容、特点、趋势、存在问题等，并把他们纳入档案利用的统计范围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在很多情况下，都既是前一件事情的末端，又是后一件同类事情的开端，档案工作者必须转变旧的“档案工作是末位工作”“档案工作者是收容队”的观念，树立新的“先行”意识，尽可能地用档案工作为其他工作起头、开路、领跑，当先行者、排头兵、引领人；要先行介入对上游工作的管理，主动进行“前端控制”；要主动提供档案，引发领导决策、引领有关工作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要有网络思维特别是移动网络思维，积极运用网络特别是移动网络，为档案工作插上现代的网络翅膀和移动翅膀，使档案飞翔起来、移动起来，无远弗届、无处不到，从而在网络版图上不断开疆拓土、扩大份额的观点。
关于要注意把网络信息存档、让网络信息变成档案永久流传后世，这是档案工作者作为“记录保存者”和“记忆守护者”的天然使命和当然责任，我们必须担当起挽救信息时代人类信息自然流失这一历史责任，为今天的信息社会存档，替未来的人类留凭证、留智慧、留记忆、留痕迹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要有合作思维，善于同各方面合作，实现共享共赢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要有人本思维，在档案工作的各方面都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人为出发点的观点。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关系档案工作的未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系人民的未来，它的作用远远超出档案工作领域，它不仅具有档案学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的观点。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人员的基本功，是作为一名好的档案工作者的必备条件，档案工作者的最大失败是把不该销毁的档案销毁掉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涉及档案价值鉴定的各项工作时，实际上都在决定着文件是否留存和能留存多长时间，决定着将来国家档案馆将保存什么样的档案，决定着国家档案资源的数量、内容和成分，决定着未来的国民能用到什么样的档案，甚至决定着一些人的个人命运的观点。
关于档案价值具有多重性、多方面性，具有对档案形成者的价值、对档案涉及者（包括被档案直接记载的人和与档案中所记载的政策、事件、物品等有关系的人）的价值、对档案研究者（包括收藏爱好者）的价值、对档案所有者（即国家）的价值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要向收藏爱好者学习，不但学习他们辨废识宝、变废为宝的慧眼，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以万物为宝”而“不视万物为废品”的卓识远见，学习他们上下求索、执着收集、迷恋收藏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的观点。
关于档案价值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档案价值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档案价值认定难的观点。
关于破解档案价值认定难的办法是三个字“全部留”，即凡本单位正式形成的文件和与本单位权益、历史有关的文件材料，要全部进行归档留存的观点。
关于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者，一定要充分认识本单位文件的重要性，不要随便把它们列入不归档范围，不要随便把它们划入定期，更不要随便把它们销毁掉的观点。
关于在判定档案价值时，一定要有以人为本的观点，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长远的眼光、群众的眼光、学术的眼光，一定要有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的观点。
关于档案人对档案要怀有敬重和珍惜，而不要怀有冷漠和轻视的观点。
关于档案比钱贵的观点。
关于档案工作者在处理档案时要想到“四个无用、四个有用”，即对自己无用的，可能对别人有用；对本单位无用的，可能对社会有用；对今天无用的，可能对明天有用；表面看是无用的，可能实际上有用的观点。
这些观点，有的在提出后当即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热烈响应，成为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识，在全国各级档案部门得到践行；有的在刚刚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慢慢也被实践所证实，因而又成为更多人的共识，被更多人付诸行动。因而，它们都对当时的全国档案工作形成很好的引领和很大的推动。还有的观点属于革命性、颠覆性的观点，超出了很多人的传统观念，提出后一时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和实行，目前我还在用各种方法向更多人进行宣传，并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赞同，它们的认识价值仍然存在，相信会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会对今后的档案工作有所促进。因此，书中的很多观点，不但具有理论性，在理论上结出果实，而且具有实践性，在实践中也结出了果实；不但对过去的档案工作者有认识和践行的价值，而且对今后的档案工作者也有认识和践行的价值；不但对中国档案学理论有所创新，而且对世界档案学理论也有所创新。
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也事关现实中的每个人。它能让每个人都能更便捷、更广泛地利用到档案，更多、更好地享到档案之利，受到档案之惠。档案中的各种凭证，能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档案中的各种智慧，能让每个人从中受益。档案既能让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得到合理的调整，让人们相处得更加和谐，也能让人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光明，让人们用前人的经验、教训、智慧、哲理指导自己、鉴戒自己，从而让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清，想得更深、更全。本书中的不少内容，不仅对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有认识价值，而且对其他人也有认识价值。比如：
关于亚洲档案学发展、中国古代档案学文献的介绍，可以让人们对五千年来的亚洲档案史、中国档案史以及中国档案学在亚洲档案学中的贡献和地位，有概略的了解和清晰的认识，让人们从外国人和古人的智慧和做法中，体会档案的价值和作用，并认识和重视档案工作。
关于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和美军观察组档案的介绍，可以让人们对中共一大的各方面情况、美军观察组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的来龙去脉与实际收获，特别是对美军观察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卓越认识等，有更清楚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知。
关于从中共成立到执政期间档案文献得出的6点启示，即：党必须解放思想，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指导自己，同时又不把它当作教条束缚自己；党必须实事求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和当下的实情，认识中国的特质和当前的特性，把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能够依靠的力量搞清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适合国情的路子来；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创造出自己的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用一切办法团结最大多数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必须始终用党的理想和先进思想去教育人民，把先进分子的思想化作广大群众的思想，把先锋队的行动变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让广大群众与党同心同力，共同完成党的伟大事业。这些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宝库中提炼出的重要启示，对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都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对世界各国的执政者也有着借鉴意义。
关于社会各方面都应通过建立档案来规范社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的观点；关于家庭建档有利于家庭权益的维护、家庭事务的管理、家庭矛盾的解除、家庭品位的提高、家庭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健康、家庭史料的积累的观点，可以促进人们自觉地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档案、留存档案，从而为自己留凭证、为他人留参考、为社会留史料、为历史留记忆，这对人们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都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人的档案最重要”的观点；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用民生档案服务民生的观点；关于档案资源体系要覆盖人民群众、档案利用体系要方便人民群众，用各种手段促进档案资源社会共享的观点的提出和实行，都让更多人得益受惠。
因此，本书不仅是面向全国百万档案工作者的，而且也是面向全国亿万人民的；不仅希望唤起百万档案工作者用“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的实际行动惠及亿万人民，而且希望唤起亿万人民对“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的积极期待，从而更加重视和支持档案工作。
本书中的不少文章或讲话，形成于多年前。今天重读时，又让我想起当年写作或发表时的情景。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
《亚洲档案学的发展》一文，是应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的邀请而写的。2000年9月，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西班牙召开。会前，大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学者在会上作一个关于亚洲档案学发展情况的辅助报告。国家档案局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收集了国家档案局图书室所有与这一报告主题有关的资料，条分缕析，写成了这篇报告，提交给大会组委会，并按组委会要求，把主要内容在大会上宣读。记得在会议的上半场，我和其他3位报告人先后作了报告。报告是通过同声传译，用英、法、俄、西、阿等语言翻译给现场听众的。我的报告结束后，会议中场休息。我们4个人走下主席台时，很多人围上了我，急切地要同我交流。但我身边没有译员，而我又说不了外语，我只能向他们作抱歉的手势。他们都向我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有的还用最简单的英语夸我的报告讲得好。当我找到译员后，一些人又通过译员向我祝贺。有一位自称是欧盟官员的人，还向我索要报告的全文。同场报告的4人中，走下台后我是唯一被听众围着夸赞和祝贺的。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高兴，我觉得我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发了声、争了光，使中国的档案工作者在100多个国家2000多名档案工作者中出了彩。同时，我也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当代的档案学成果，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好好地宣传了中国，使这次国际档案大会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印记，留下了中国痕迹。
《宋代的皇帝档案图书馆》一文，虽然很短，但却揭示了中国档案史上唯一和世界档案史上最早的一项建置，即建立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档案馆。此前的中国档案史论著中，从未提及这一建置。今天来看，在中国档案史上，宋代有两大建树值得称道：一是为每位皇帝设置某某阁，作为档案馆，专门收藏这位皇帝的档案、图书、器物等；一是在中央和地方较普遍地设置架阁库，即档案馆。这两大建树，如同双塔，矗立在中国档案史上；也如同双星，闪耀在中国漫长的档案历史长空中。另外，在世界上，从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建立总统图书馆，收藏总统的个人档案、图书、文物等。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的创举。该文的发表，则证明早在900多年前，中国已有了与之性质相同的档案机构；世界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档案馆，最早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到来前后由中国设置的。这使宋代的皇帝档案图书馆又具有了世界意义，也使我的这篇短文具有了更大的学术价值。
《新见两件宋代敕书献疑》一文，是我在本书所收文章中最花费工夫的一篇。1990年8月，我看到《档案工作》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介绍由安徽两个档案馆新收藏的两件宋代敕书的文章，并从封面上见到了两件敕书的照片，非常激动，认为这两件档案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在全国档案馆中，缺少宋代档案的收藏。这两件宋代档案，可以填补我国档案馆藏中一个朝代的空白。因而当晚我便开始进行研究。但刚一核对历史记载，就发现了一些疑点。随着资料收集范围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疑点越来越多。于是我初步判断，这两件敕书有可能不是真品，而是后人伪造的，但其内容毫无漏洞，推测应是伪造者抄袭于前人的相关制诰文。于是我又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进一步查阅宋代及以前的文集。每天都期待能查到可证实我推想的文字。记得这年12月，我作为会务人员参加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有天下午，会议代表们外出活动，我安排好以后，便骑上自行车从二环外的侨园饭店赶往市中心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继续查找。忽然，我从《宋文鉴》中查到了与这两件宋代敕书内容完全相同而仅有人名不同的制诰文，使我之前的推测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当时真是大喜欲狂、兴奋无比、激动万分，那种发现的快乐，那种自己先前的推测被证实的激动，久久地荡漾在心头，难以平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和最难忘怀的快乐之一。文章发表后，一位同事佩服地对我说，你引用了那么多的书，我们不要说没读过，就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收藏单位的专家们之前说这两件档案曾送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单位的专家们鉴定过，认为不会是赝品，但在我的文章发表后，他们就再也不对外宣传这两件“宝贝”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档案馆藏档案辨伪的一篇力作和扛鼎之作，其引用的史料之多、证据之确凿、说服力之大，至今在档案界无出其右，后来也未再见有同类的文章。
《破解中共一大之谜》一文，是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写的。中央档案馆收藏有一批与中共一大有关的档案，20世纪80年代，这些档案曾经向社会公布过。我到档案库房对这些档案原件仔细进行了研究，之后并对它们一一作了考辨，介绍了其数量、形制、形成时间、形成者、内容、学术价值等。我把它们分为中共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和参加者后来的回忆两大类，另外还辨别出一份疑似中共一大形成的文件，一份肯定不是中共一大形成的文件。我把中共一大档案比喻为党的“出生证”和生日证明。另外，我还考证了原先中共自己保存的一大档案的丢失情况及由此引起党对一大召开日期无法确定的情况，考证了后由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一大档案的早期利用情况及移交后对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价值。文章在《党的文献》首发后，《钟山风雨》首先转载，然后，《新华文摘》也加以转载，并在封面列出题名；接着，《红旗文摘》《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等也加以转载。有一天，辽宁省档案局局长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老领导看到我这篇文章后，特意给他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夸咱们档案人有水平。可见，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反响比较大。实际上，我写这篇文章，除纪念建党90周年外，还有两个用意。一是澄清现在人们确定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主要根据是其中有一件档案中对开会日期有明确记载，而非主要由于哪位专家的考证。二是澄清参加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应是如档案中明确记载的“参加大会有12名代表”，而不是现在的不少党史论著根据后人的回忆认定的是13名代表。那一名代表可能是受谁指定列席了会议，但不应算作正式的会议代表，就像现在参加党代会的特邀代表们并不算作党代会的正式代表一样。以上这两个用意，我在文章中没有明说，现在我趁此机会，把它说出来，希望党史界引起注意，也希望史学家们今后更尊重档案这种当时的真实记录，千万不要轻易用后人回忆（因为大量事实证明，后人回忆失真的太多）去否定当时记录。
《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一文，是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写的，依据的是中央档案馆所藏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相关档案。文章考证了美军观察组的派驻与撤销的过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态度，观察组的具体使命、考察内容、取得的具体收获，观察组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的评价等。文章认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地考察，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曾向中共军队表示一起“到东京吃茶”去，俏皮而浪漫地体现了中美军队携手抗日、直捣黄龙、灭此朝食的壮志豪情，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代表性名言。美军观察组在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后，深刻地认识到：“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不但是美军观察组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且是国际政治中70多年来不断被验证为正确并将继续被验证为正确的、最为著名的关于中国政治的预言之一。文章对档案中一些史实特别是名言的揭示与深入分析，为对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这件事、对抗战期间的美国与中共关系、美国与中国合作抗日史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意在让当下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其领导的人民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有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
《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确保数字档案安全》一文，是2010年我在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会前，会议组织者邀请中、美、俄、英、法、日等几个国家的档案馆馆长，在会上专门作一次集体研讨，主题是对数字档案的看法和怎样履行“数字权力”。开会时，我们6位馆长同坐台上并依次发言。我在发言中，重点谈了数字档案的重要性、数字档案安全的几个致命性弱点，我指出，数字档案具有易于失读、失真、失密等致命性缺点。数字时代的档案工作者，有权力采取根本性的手段，即对数字档案异质转换或异质备份，以确保数字档案的安全。这样做，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针对不少国家对档案不搞异质备份的做法，我大声呼吁：“如果我们明知数字档案有各种与生俱来的致命缺点而不采取根本性的手段去克服，那就是一种短视，是一种冒险，是对我们神圣职责的亵渎。这根本违背了人类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还论证了目前采取这种根本性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并警示不这样做，“数字档案的未来将是不幸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也将是不幸的”。最后，我介绍了中国对重要的数字档案进行异质备份的做法并强调，“我们在考虑数字档案的管理战略时，不仅考虑它的今天，而且考虑它的明天和后天；不仅从财政与技术的角度去考虑，而且从我们的职责与使命的角度去考虑；不仅从档案工作自身去考虑，而且从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这一更宽的角度、更大的视野、更高的使命去考虑”。其他5位馆长则主要介绍了他们对数字档案的管理情况。集体发言结束后，台下一位国际档案界的知名专家库克先生要求即席发言，这位史学出身的档案专家，对我的发言所体现的历史眼光和职业责任感表示钦佩和欣赏，并交流了他本人的一些看法。散会后，参加会议的新加坡国家档案馆馆长毕观华专门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和敬佩。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他感慨地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国际档案会议时，听到的是：中国人讲情况，外国人讲思想；而今天会上听到的则是：中国人讲思想，外国人讲情况。我真没想到，他能从我和其他馆长的发言中，观察出国际档案界的这一天翻地覆、主客易位的变化。我当即意识到，在参会者的眼中，我的发言，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的祖国。他还告诉我，新加坡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对重要的数字档案都进行异质备份，以确保其安全。这让我又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我感到在国际档案界我并不孤单。正如古语所谓“德不孤，必有邻”。特别是今天，当我离开档案工作领导岗位后，我仍然认为，我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在今日中国档案界并未过时，仍然具有针对性和借鉴作用。历史上，人们因缺乏历史眼光而做出造成巨大遗恨的事情的教训，太让人记忆犹新、印象深刻了。
《运用档案服务社会的又一新的举措》一文，是2011年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前，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了从建党到执政28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七一前，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出版座谈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安排我在会上作一个7分钟左右的发言。习近平同志对这本书的出版非常重视，在百忙中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当他看到新出版的这套50册巨著时，很高兴地仔细翻阅起来，并勉励我们编辑出版更多这样的好书。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宣部副部长王晓晖等同志也发了言。习近平同志一直听着我们的发言，最后还作了重要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在习近平同志面前发言。我主要讲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对档案工作、对党史研究和对党的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是档案和文献部门运用档案服务社会的又一新的举措，为人们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提供了重要史料，对于全党继承光荣传统、开拓新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从这些文献中总结出6点重要启示，指出，这些重要文献，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内核，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思想宝库的重要一部分。它们的编辑出版，将有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会议结束后，在走出会场的路上，有些熟悉的人都主动走过来，称赞我的发言讲得好。后来，《人民日报》还全文发表了我的发言，这使我的这篇发言借助这个千万份级的大媒体在全党范围和国内外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人民日报》第二次发表我的会议发言，第一次发表的是我在110集文献电视片《百幅手迹怀伟人——毛泽东的110个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它就是本书收录的《从珍贵的史料到艺术的创造》一文。
《谈档案与文化建设》一文，是我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我围绕大会确定的“档案与文化”这个主题，概括了档案与文化的四方面关系，以及档案工作者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做的四件事。在我之后演讲的文化名人郦波根据我在演讲中说到的几件事，夸奖我不但是一个文化人，而且是一个文化名人。几年后，我到一个地方出差，一名基层档案工作者拿出她的手机，回放我那次演讲时的录像。她说，她也参加了那次大会，听到了我的演讲，而且用手机全部录了像，散会回来后还放给同事们看。她说，参会的很多人都对我的那场演讲印象深刻。2016年，我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到中国知网去考察，他们送我们每人一册知网收录的各人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的目录，并附《杨冬权报刊文集统计报告》，称：“根据《中国引文数据库》《世界引文数据库》统计，杨冬权发表期刊论文95篇，总被引频次为586次，总下载频次为9714次；撰写报纸文章48篇，总被引频次为9次，总下载频次为1192次。”其中，《谈档案与文化建设》一文，共被引28次，在我的所有文章中排名第三位；共下载394次，在我的所有文章中排名第一位。可见我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这也印证了上边说到的那位基层人员对我说的话并非恭维我的话。
《实施“三大战略”，促进档案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一文，节录自我在2010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这年年底，照例要对“十一五”时期的档案事业发展情况加以总结。我没有按惯例作全面的总结，而是突出重点地列举了“十一五”期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中8个方面“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列举了几十件具体事例后，我充满感情地总结说：“‘十一五’时期的5年，是我国档案工作在以往很好基础上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5年，是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5年，是值得全体档案工作者为之骄傲的5年。”会议结束后，采访会议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的记者围着我说：“我们参加过很多中央部委的会议，听过很多部长的讲话，但很少有能像你今天这样，讲得能让我们这些行业以外的非专业人士也听得热血沸腾的。”我真没想到，中央媒体的大记者们会如此厚爱档案行业的人。难怪新华社记者在这前后，曾连续几年对我们档案系统的一个会议发出四五篇报道，这在中央各部委中是极为少见的。
《怎样引领档案工作新常态》一文，与书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怎样认识档案工作新常态》是姐妹篇、上下篇。2014年10月，在我距离退休还有半年之时，我找到上级领导，请组织上尽早考虑我的接替人选，不要让我“超期服役”。领导希望我能把多年从事档案工作的经验或体会总结一下，留给后来者。从此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长文，年底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讲话时，把其内容提要讲了出来。2015年7月我退出领导岗位后，把这篇长文分成两篇，由《中国档案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强调为了引领档案工作新常态，档案工作者必须具有五种新思维，即战略思维、先行思维、网络思维、合作思维、人本思维。文章发表后，有一位同事对我说，你这篇文章中关于档案工作也可成为先行工作的观点，是档案界的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我认为，他是读懂了我的文章的，他是我的“知音”。因为在档案界、在全社会，一直都认为档案工作是末位的工作，而我的“先行”观，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颠覆，在档案界属于“空谷足音”，确实具有革命性、原创性。近两三年，我每次为国家档案局在中央党校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档案领导干部培训班讲课时，都讲这个题目，继续向档案工作者宣传这五种新思维，传播这些革命性、颠覆性的观点，使之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每次讲完后，都有不少人同我交流，分享他们的体会和共同感受。他们的共鸣，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一在我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方才获得的认识，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创见，是我对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理论的最大发现、最大颠覆、最大发展，是我献给档案人——我最亲爱的同事们的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档案价值鉴定》一文，是根据我的一份讲稿整理的。这份讲稿的整理成文，有着一连串的故事。从2009年开始，国家档案局每年都要举办档案工作岗位培训班，组织者让我去讲课，我讲的就是这个题。每次讲课，反响都很热烈。学员们争相同我交流感受，让我签名，同我合影。每当此时，我都感到无比的快慰。有一次，北京联合大学档案系系主任谢永宪去听了这个讲座，觉得讲得好，便托人找到我，让我去给他们全系师生讲一次。2017年春天，我去讲了后，师生反响非常好，很多“金句”在他们的网站和微博上传开了。同样去听讲座的北京高校界档案工作者把我的讲义手稿用手机拍下来互相传播。《中国档案》杂志的总编从网上看到后，主动让我把讲稿给他们发表。所以我就整理成了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档案》。这是本书所收文章中发表时间最晚的一篇，属于“新鲜出炉”，其中有些观点，是这次整理时新加上去的，更是“首次公开”。这篇文章在准备发表的过程中，《中国档案》杂志社在江苏开会，总编向与会者“剧透”了一下，刚好，10月中旬，江苏省档案局在中国人民大学办一个干部培训班，他们就指定让我去给他们讲这个题。讲课的前一天晚上，这期杂志赶印了出来，江苏省档案局为每位学员购买了一本这一期的杂志，有人在我讲课前已看到了这篇文章。下课后，又有人围着我，同我交流听后的心得，并为我提供更多可以说明我观点的事例。11月中旬，江苏省档案局又让我到南京，为省档案局馆机关干部和全省专门人才培训班的学员讲了这个题，同样反响强烈。其实，我的这个讲稿在正式传开发表之前，还被一个内部刊物“内部发表”了一下。记得2017年春天，我应邀为档案干部教育中心的一个培训班讲课，有一个学员是山西长治市档案局的局长，他听课时用手机把我的课全部录下来，回去后让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他们主办的《长治档案》杂志上，说要让全市档案工作者都学一学。这件自发宣传的事也让我很感动。看来，我的这些观点道破了人之所未道，说出了人们想说但未说出的看法，从而引起了实践者的共鸣，在同行中形成了同频共振。我想，这样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这样的学术，才是有生命力的学术；这样的研究，才是我今后应当追求的研究。
本文如此，本书也当如此。需要活起来、亮起来的，何止是档案和档案工作呢？包括讲课、写文章、作报告在内的档案学研究，甚至是各方面的学术与理论研究，不也都需要活起来、亮起来，才能打动人、征服人，才能凸显力量、彰显活力，才能点燃人们思想、照亮人们生活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4月9日 总第3204期 第三版）